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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紀檢監察報:制度、人性及其辯證法 ——《走出迷局》品讀

2018-04-17 09:37 作者:xyf 瀏覽

 歷史是什么?我們常常引用克羅齊的話語,強調:“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。”確然,“歷史”作為“大歷史”的過去形態,是“將來”的邏輯起點,又與“當代”建構起無法割舍的內在關聯。正因為如此,人們特別注重對歷史的檢閱和審視。黑格爾就說過,從來沒有哪一個民族能像中國過去那樣如此注重“修史”(譬如《二十四史》)。不過,中國古代統治者樂此不疲只是為了做一種“合法性論證”而已。

 資深媒體撰稿人、學者陳良由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《走出迷局——審視歷史中的人性與制度》一書,按照編者的話來說,就是要通過“分析吏治成敗中蘊含制度興廢更替的歷史脈絡”,來“評價歷史人物人性的幽暗性和可塑性”,最終“為認識、破解現實問題引入明亮的歷史之光”。誠哉此言!作者縱橫捭闔,游刃有余,從上古到明清,將中華數千年歷史長河中的人物或事件信手拈來,沒有洋洋灑灑宏觀大論,不堆砌理論術語作高深莫測狀,而采用以史為鑒、以點帶面、以論帶敘的方式,對中國歷史中的人性與制度進行檢索與審視,諸如古代制度的頂層設計、吏治的整飭、監督即保護、微觀制度的執行等,娓娓道來,條分縷析,自有天地氣派與格局。陳良堅信:“透過歷史的些許蹤跡或痕跡,也能窺見歷史的軌跡。”窺見歷史軌跡何為?曰: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,全面從嚴治黨,加強政治文化建設,強化歷史經驗對當下社會的現實轉化,從而“更加堅定理想信念,不忘初心,牢記使命,砥礪奮進”。

 本書以“人性與制度”作為審視對象,應該說體現了作者的現實主義勇氣和令人心悅誠服的辯證思維。眾所周知,從一般意義上說,作為現代社會的知識分子都可以歸納出“制度”與“人性”的優劣,那就是“制度比人性更重要”。初讀《走出迷局》一書,我們就注意到了該書的三個標題,即“制度關乎興衰成敗”“制度比人性更可靠”和“權力必須關進籠子”。繼而,在為作者點贊的同時,我們又不免沉思:制度到底包含了哪些內容?制度不是由人設計的嗎?所有的制度都比人性可靠?沒有人性的制度就是好的制度?有了制度就可以包打天下?到底該如何建構起合乎人性與社會發展的制度?等等等等,不一而足。

 陳良此書的真正意義就在于此。作者沒有一般性地論述“制度”比“人性”更重要,更可靠,而是以辯證思維,登堂入室,對人性與制度進行深層反思。眾所周知,在中國歷史上,所有制度的制訂都是基于當時的經濟基礎和社會統治需要——這就是所謂的“頂層設計”。一個有明顯缺陷、有待大幅度進化的制度設計怎么可能贏得封建社會的“長治久安”?事實上,封建統治者利用“制度”改變甚或扭曲人性,所帶來的肯定是制度危機。何談制度正義與制度對人的全面促進?由此可見,制度本身的“科學合理”是前提。而制度相對合理的唐朝,中書、門下、上書三省分別為決策、議事和執行機構,從宏觀制度到微觀制度設計相對科學,才能“形成注重精神品味與道德操守的大氣候”,才能出現清正廉明的官場生態,才能做到“權力有節制地運行”,才能建構起相對“寬松的言論環境”,最終促成了大唐的貞觀盛世。

 陳良一再強調,是“制度”本身讓人變好變壞。這就是制度的力量。譬如,裴矩在隋煬帝治下是佞臣,而在唐太宗時代卻諍言直諫,成就一代名臣。何以然?關鍵在“法律與制度,準確地說,是良法與善制”。換言之,“壞法與惡制”只會讓士大夫的人格扭曲異化。

 是否有了“良法”就一定能開創盛世?當然不是。陳良始終堅持“制度關鍵在于執行,否則再好的制度都形同虛設”;“好制度需要人設計,更需要人執行”(《略談唐代興衰的制度原因》)。“總而言之,辦任何事情都要有好的制度與規則。如果有好的制度與規則,而不能很好地執行,必然會落下禍根。

 馬克思主義人性觀認為,制度設計需要以人的自然性、社會性和精神性為基本前提,以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為價值目標,通過制度正義安排,促進社會進步和人的發展。換句話說,任何制度都需要不斷完善、不斷進化——因為,隨著人的發展要求的進一步增強,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,隨著作為社會人的精神視域的多級性和個性化,任何現存的制度都必須是“開放的、鼓勵創新的、允許自由競爭的”,只有這樣,才能兼顧制度的科學合理與人的“合目的性”要求。總之,陳良堅信:“制度能否發揮好的作用,并非取決于好的初衷,而關鍵取決于良好的初始設計、運行機制和文化背景,只有合理的設計與健康的運行,才能產生良好的效果。”(《宋代臺諫的異化》)

 然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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